开车到机场来接康剑飞的，是叶佩以前的司机梁勇，现在这人也跑到了雄飞唱片来上班，工资直接涨了一倍。

由于宣传滞后，第一天有许多人还不知《梦里乡》已经了磁带，正月初二的单日唱片销量更是猛增到16万张，初三才重新下落到11万张的单日销量。

而如今大陆的正版磁带价格吓死人，一个收音机才100多，一张电影票5钱，但一盒正版磁带却需要5块钱。你没听错，这时的工人普遍月工资才几十块，一盒磁带就要5块才能买到。

想名更多的则是靠关系，比如歌坛一阿，当年有一位歌手比她唱得更好、更有资格，结果有位老太太赏识阿，挤了另一位歌手的路，让阿去参加国际比赛演，拿奖之后一举成名。

比如林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、比如刀郎的《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》等等，《梦里乡》同样是这样的一首歌。

倒不是康剑飞这个资本家太心黑，而是雄飞唱片公司的形式非常畸形，名义上属于中国唱片总公司的下属的广州唱片公司的分公司，几成的利直接被前面两家公司划走，还需要各门路打通关系，真不敢给歌手太多钱。

所以《我的中国心》发行时很混，纸面上的销量仅破100万张，算上各地方唱片社瞒报的数量，那张唱片的销量至少是200万张以上，甚至有可能卖了300多万张。

而康剑飞当时许诺的是给李玲玉1％的利分成。是利分成，而不是唱片销售的版税分成，也即是说雄飞唱片公司账50万，那么李玲玉个人能分到5000块。

而且即便是1％的利分成，对于内地的普遍工资来说，也是能够让人红的大数字。如今是万元能够见报的年代，李玲玉三天时间就成为半个万元，这消息传去不知有多惹。

现在有晚的平台宣传，有中国唱片总公司的渠销售，《梦里乡》绝对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在全国开。中国唱片公司在为张明《我的中国心》时，当时还叫中国唱片社，并没有行公司制改革，而各地省市级的地方唱片社和唱片厂，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国唱片社，但彼此地理非常混。

除去中国唱片总公司、广州唱片公司，以及全国各地的供销社、百货公司的分账，只三天的时间，雄飞唱片公司就有50多万人民币账。

你没听错，在香港5万张销量就属于白金唱片，许多歌手穷极一生而不可得，《梦里乡》在大陆首日销量就是14万。

而现在唱片公司公司制改革后，发行宣传都顺畅得多，瞒报销量的现象也得到遏制，《梦里乡》在大年初一就卖14万张。

仅仅三天时间，《梦里乡》第一批40万张的存货就卖去大半，全国各地的供销社、百货公司纷纷告急，现在工厂正在加急制当中。

或许你会觉得价格离谱，但其实是价值观念的问题。二十年后的磁带，买一盒觉得不喜，听几天也就扔到一边了，但现在的磁带，在人们中就如同家、电一样，是值得长期保有的品，基本上买一盒就能听好几年。

在另一个时空里，90年代《梦里乡》刚来时，好长一段时间电视、电台，还有大街小巷、卡拉OK，甚至是学校、工厂，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这首歌。

那位比阿唱得好的女歌手，二十年后变成了一个供女儿上学都困难的家妇女。张明能名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碰上了一首好歌，否则以他的外形条件和唱功，一辈都别想名。

雄飞唱片公司名义上挂靠在广州唱片公司旗下，公司的地址也是挨着，租用的是以前广州唱片厂的房。如今公司什么设备都没有，《梦里乡》还是在广州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录制的。

0年代的大陆确实极好名、极好赚钱，但前提是你要有界、有脑、有关系，此时许多机关公务员或工厂工人，他们只要下海就能赚到几倍于工资的钱，但却很少有人愿意丢掉铁饭碗单。

汽车从一段繁华的街开过，街边上传来《梦里乡》的歌声，梁勇打开车载电台，里面播放的同样是《梦里乡》。有一歌曲，它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宣传，就能让人耳不忘，以至于满大街都在放这首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