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你知，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，你这案我们本就不会。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——"

"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？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去呢？"

"理版权问题。"

一脚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，派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.看不清面貌。刑警边走边讯问：

将近十了，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，坐下又站起，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。

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，表哥正襟危坐着，两手放在膝上，像个规矩的小学童。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。

"你的笔锋很利。"他开说。

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？在一个法治社会里，这笔钱属于我，所谓的"海外学人"、"台胞"、"作家"，或者属于侯建威，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，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。然而我知：有人抢了"台胞"的钱，因为是"台胞"的钱，所以判了死刑。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，不敢报案，他说："报案？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？"

"不。请等一等。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。那钱是您的吗？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？"

我沉不答。

"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，一个麻，一个胖，一个墨镜，腰上有对讲机，还有一个呢？"

"是。"

。更何况《野火集》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，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；更何况，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，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…不，我还是暂时不要面，再等等吧！

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所。

"我可以见见表哥吗？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。"

我愣了一下，又明白过来；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块的私下易比较保险。

午夜十二。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所里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《野火集》上签了名。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。

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睛，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。

"您是台湾的作家？"

思绪百般回转，另一个便衣警察，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，走到我面前。我和他握手。

"您表哥来报案的时候，"娃娃脸警察说，"我正在读您的《野火集》。"

"人民跟政府'对立'，那政府怎么事呢？"

"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绕绕，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，可我想希望很小…"

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

"您为什么来北京？"

"什么？"我瞠目结没有想到在这时地听到这样的客虚话，真是不合时宜。

"那九千块钱是您的？"

可是，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？语言不通、满手茧的乡下人在派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？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、多少公民的尊严？

"和侯建威什么关系？"

"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是假的，本没那个号。那是个专门的、职业的欺诈集团。总而言之，你太贪心了。"

在另外一个角落里，读者面对作者，提问题：

"龙女士，您的书我很喜，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。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吗？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？"

"表兄妹。"

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，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被拦下下来；便衣警察早等在巷。